高考帷幕刚刚落下，几个月后，将有几百万新生心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走入大学校园。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国家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和青年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措施可谓功不可没。然而，中国大学究竟办得怎么样，却是众说纷纭。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可能算是一个“悲观派”。郑先生在6月6日的《联合早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的文章，在文中写道：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类似观点在国内舆论场其实并不少见。耐人寻味的是，某些文科学者觉得中国大学越办越烂，而这与企业界和理工科人才的观感恰恰相反。这种巨大反差得用“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来解释了。某些文科学者从自身立场出发，觉得自己作为“知识人”缺乏话语权，觉得大学距离“教授治校”的理想过于遥远，觉得学术自由的氛围还不够浓厚，觉得国家和社会给予他们的还太少，所以有许多悲观的看法。然而，要评价“中国的大学办得怎么样”，就必须先有一个评价标准，要先弄清楚“中国办大学的目的是什么？” 旧中国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完全不具备可比性。在兵荒马乱的旧中国，中央政府从未对高等教育做出系统的规划并付诸实施。所以早期中国大学的发展是“各行其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各唱各的戏，也可以说是漫无目的。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里，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在校学生数仅为44167名，而整个民国时期理工科大学生的比例从未超过10%。所以说，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对工业化、现代化没什么显著的贡献。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则具有鲜明特色，从1952年的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开始，高等教育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规划。办大学的现实目的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满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需求。 2. 大批量培养人才，产生足够的规模效益。 3. 提供公平的上升渠道，使年轻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 那么中国大学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们用数据来说话。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6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居世界第25位，与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发达国家的得分非常接近【1】。中国企业2016年专利申请数量激增了45%，专利申请数量有望在两到三年内超过美国【2】。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2014年发布的《国家创新蓝皮书》指出，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25.3%，居世界第一。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1届毕业生3年来月收入涨幅比例为98%，远超过城市居民同期平均薪资涨幅（17.4%），大学教育的长期回报是明显的，读大学比不读大学在收入的长期提升中有较大优势【3】。 由此可见，中国大学很好地实现了上述三方面的目的，就整体而言办得相当成功。
1952-1953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为中国高等教育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伟大的时代。学以致用，为工业化、现代化服务，成为中国大学当仁不让的主题。1953年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做广播体操 办大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目的，例如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情怀等等。但是凡事有主次，只有在主要目的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去兼顾其他的次要目的。大学当然不能只谈功利性，但更不能不顾及投入产出比。办大学本身要消耗大量资源，其中国家占大头，学生家庭占小头。国家和学生家庭对大学的产出当然会有强烈的期待。 作为主要投资方，国家有权利要求大学提供必要的产出（高素质人才和学术成果），在这个大前提下才谈得上“学术自由”。 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多数中国家庭而言是一笔可观的支出。许多农村家庭是举全家收入供养一个大学生，甚至可能牺牲其他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学生家庭出钱购买教育服务，当然有权利要求大学传授有价值的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毕业生总要吃饱饭才能谈理想和情怀吧？在大学里培养“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灵魂”固然是好事，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培养劳动能力。劳动创造人类文明，如果毕业生连起码的劳动能力都没有，必然沦为家庭和社会的累赘。倘若连自己都养不活，连家人都照顾不了，“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岂不可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