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弗里·D·沙斯，Jeffrey D． Sachs，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学和医疗卫生政策及管理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管。
尽管中国疫情爆发的较早，且东亚其他地区都与其有着密切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但这片地区应对疫病大流行的表现却要优于美国和欧洲。为此欧美应该尽快把东亚这套方法学到手，方才有机会挽救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无数生命。
将两者进行比较的一个重要起步点是每百万人口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数和死亡数（见所附表格第一和第二列，截至4月7日）。东西双方的数字在这方面简直天差地别。欧洲和美国似乎已经被疫情所吞没：每百万人确诊病例数从814（英国）到3036（西班牙），每百万人死亡数的区间范围是24~300；而在东亚各地，每百万人确诊病例数位于3（越南）到253（新加坡）之间，每百万人死亡人数则在0到4之间。
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东亚各地并未压低感染病例或死亡人数。如附表第三列所示，两个地区都对近似比例的人口进行了检测。
而重点在于两地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因为东亚地区经济封锁更为严格所导致的。谷歌最近发布了一组引人注目的数据以反映各经济体中各部门的活动减少状况。附表第四列展示的是谷歌在零售领域所得到的结果，显示在东亚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受破坏程度（以1月3日至2月6日为基准对比3月末）并没有那么严重。
东亚和西方国家在公共卫生和经济状况上的差别反映了两个地区之间的三个主要差异。首先，东亚国家为新型疾病暴发所做的准备更为充足。2003年的SARS爆发如同一记警钟，而在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频繁出现的登革热疫情则强化了这一信息。相反在欧美地区人们对SARS，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登革热的关注似乎一直遥远而抽象，并且觉得这些（SARS除外）主要都是些“热带”病。而前者意识强化的结果就是当中国于2019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报道武汉出现异常肺炎病例时，整个东亚地区的国家戒备程度都比欧美高得多。
在疫情控制方面早期行动对于遏制传播至关重要。从1月初开始，中国的大多数邻国都开始减少与中国的人员往来并立即加强了病例检测和追踪。各国也已经部署了多种新型数字技术来监测病毒的传播。而西方国家在新型冠状病毒首次在本地出现时却显得漫不经心。
东亚民众也更加了解应该采取何种预防措施。口罩至少自SARS以来就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和储存。相比之下西方当局却告诉公众不要戴口罩，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把有限的口罩留给医护人员，另一部分则是官员低估了口罩在减少新发感染方面的好处。同样，洗手液，人与人之间更大的分隔距离以及更少的握手礼仪都已经成为了东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最后，随着人们在公共场所，办公室和其他拥挤区域四处走动，东亚当局已大大加强了对感染症状的筛查。在许多企业中全体工人进入工作场所时都要实施体温检测，机场和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也安装有体温监测设备，但在欧美地区这种做法至今都不太存在。
中国的疫情是东亚最严重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对美国和欧洲最具启发性。与邻国不同，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之间中国经历了数周的疫情全面流行。
在整个阶段中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举措：禁止所有旅行和公众场所活动；快速部署可以跟踪个人行踪并执行隔离令的在线系统；实施了大范围测试并全面监控疑似症状。这些措施确实极端，也招致了部分外界的批评，但也确实是非常有效。中国在短短几周内就控制了这场全面爆发且迅速蔓延的疫情——在许多专家眼中这可是一项近乎不可能实现的壮举。
许多人都质疑中国的严格管制措施能否在美国奏效或是被美国人所接受。但美国必须从中国的成功中吸取经验，并在更广泛意义上学习东亚地区的成功经验。正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对此发表的中肯评论：“大多数人会觉得我们现在应当采取的手段过于严苛，但这只是因为其他手段都不够严苛（以控制疫情）而已。”
欧美至今都未能控制住疫情，而呼吸机等救命设备的短缺和医护人员因缺乏基本防护装备而染病丧生的案例则加剧了这一悲剧。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将在阻止新型冠状病毒蔓延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西方，正确的应对手段则要求我们尽快从东亚那里学到点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