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美国时间8月2日上午，川普与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在白宫，共同宣布了以技能为基础的改革提案。据称，这个提案若通过，将“全面颠覆美国数十年以来的移民制度。”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目前每年约100万合法移民获得绿卡；而根据该提案，截至2027年，移民人数将减半到每年50万。美国已经不再需要新移民了吗？显然不是。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为共和党两位参议员提出的移民改革方案背书，支持将美国现行的移民体制改革为“择优选用”的绩点制，大体上类似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体制。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尚未与民主党协商的共和党草案，而且也还没有与众议院进行立法协调，考虑到共和党在参议院很难凑齐六十票打破任何一位对该草案不满的参议员通过议事阻扰对法案的抵制，可以说这个草案是生不逢时，通过的希望并不大。
所以对于现在中文媒体上煞有介事的假设法案会全须全尾的通过，并连篇累牍的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我个人的看法是：有梦想是好的，如果成了呢？在我看来，这个法案真正的问题不是那些琐碎的条文，而是指导这两位共和党参议员的“真·经济学”的错误思路。这种把移民问题简单化为经济问题，并把人假设为单纯的经济人的立法执法的思想，最终会导致移民问题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从而酿出更大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就发现以哈佛大学劳动经济学家Borjas主张的“全球移民市场模型”无法对真实的移民现状提供完整、准确的解释。在Borjas看来，所谓“移民”就是人口从劳动力富余但资本匮乏的国家迁移到劳动力紧缺但资本充沛的国家的一个过程，在这迁徙的过程中移民们基于“成本收益”的精密计算对决定是否移民，而移民这一社会现象将会在两个国家收入水平相当的时候逐渐停止。
（Borjas是主流经济学界唯一从大选期间就支持川普移民政策、并在近日给Politico Magazine撰稿支持这项移民改革法案）
这一模型虽然很符合大多数人的经济学直觉，但在这种对现实的过度简化和理想化的模型并不能解释诸如“为什么大多数移民并不是来自最穷的国家”、“为什么移民迁出国的移民也并非最穷的那一类人”、“为什么同一个国家有些区域的人口比别的区域的人口更热衷移民”、“为什么移民接收国经济遭遇停滞乃至衰退并不会造成移民流动方向的逆转”、等等。为了打破这种线性的经济学思维的桎梏，美国社会学界提出了很多替代性的解释。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Sassen在80年代末就将移民问题归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进程，认为全球化将会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缩小，高技术高收入的高端服务业群体的扩大，以及因去工业化而导致的底层群体的扩大，最终形成一个沙漏型社会。而因为全球化产生的全球经济同步，高收入群体的工作时间显著延长，导致这个群体不得不将个人生活“外包”，比如外食次数增加、聘请家政工、育儿保姆，甚至催生诸如美容美甲等行业来满足过去女性大多选择独立在家完成的需求。
高收入群体的这些需求也会大大刺激低端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产生对外国移民非常强劲的劳动力需求。西方发达国家的底层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大多不屑于从事这些工作；而在美国这样严重种族化的社会，高收入群体也并不乐意让本国少数族裔以务工的方式“侵入”他们的社区；同时这些国家从事体力工作的合法工人的工资也居高不下。因此最适合从事这类低端服务业的自然是不纳入社保体系、不会在高收入群体所在社区“扎根”、也不会提出高工资要求的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
移民流动通常是因为劳动力需求的出现而产生，但移民流动的持续却通常是因为供给端的变化而维持稳定。在移民流动出现之后，在输出国到输入国都会很快出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Massey所说的“跨国移民网络”，而该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则会让移民流动本身逐渐独立于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移民这一选择本身也逐渐变成一个家庭进行风险多样化配置的方案之一。
以19世纪的中国移民为例，来美国以后他们会因为生活便利、遭到歧视以及政府规划等原因聚集而成唐人街，并因为人口规模扩大逐渐衍生出其他非厂矿修路的行业，并因为族裔凝聚力增强、对美国社会了解程度加深等原因逐渐积累摸索了一套帮助新移民降低出国、行程、安置、就业成本的整套解决方案。而随着移民流动的持续，移民这一现象本身对广东福建等地区也产生了移风易俗的影响，让移民成为当地人进行人生规划时一个优势选项。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19世纪赴美移民规模的迅速扩大。
而现在川普主张的这个改革，虽然减少了亲属移民的途径、减少了抽签绿卡，但本质上来说，这法案一无法降低全球化对美国社会与经济重构所产生的低端劳动力需求，二不能根除各移民社区与原籍国产生的强有力的跨国移民网络，可以说是“标”、“本”都不治。他们把人类想象成基于成本-收益原则行动的“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把政策壁垒加高、把物理墙壁建起，移民们就会如教科书上的经济人一样知难而退，而忘记了相当一部分人是宁可“黑”下来也要来美国，是否拥有合法化途径并不是优先考虑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