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的技术发展环境与现在非常不同，比如在1880年，大部分创新都是发明者在公司体系以外进行的。虽然爱迪生1876年在新泽西州门洛帕克市开设了一间著名的研究实验室，但是这种实验室在当时相当罕见。从20世纪中叶开始，现代企业开始在专利申请方面占主导地位。到了2000年，隶属于企业的发明家所分配到的专利占了总数的近80%。
尽管如此，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是非常可观。美国各州的专利申请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根据研究结果，有些州的创新较多（例如马萨诸塞州），它们在1900-2000年的专利数量是创新较匮乏州（例如怀俄明州）的4倍，而人均GDP则高出30%。
一些区域的创新能力非常突出。如今正在衰落的地区（如“锈带”）在黄金时代曾是创新聚集地。研究发现，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人们可以互相交流，资本市场为创新融资的能力更强，而且发明者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各方市场，因此创新得以蓬勃发展。那些曾经实行过奴隶制州的创新能力就会差很多，而宗教也有损创新能力，只是影响程度相对较轻。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那些更能接受颠覆性新思想的地方，往往创新能力更高，随之带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快。
黄金时代的发明者绝大多数都是白人男性。他们较少结婚，儿女也比较少，原因可能是：从事技术发明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美国历史上的发明家往往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通常是为了追求利益而进行创新，也通常都会从中获得巨大的财务回报。创新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往往只有最好的发明者得以幸存，而水平差的就会迅速退出。
发明家的家庭背景通常很独特。一个孩子的父亲如果是发明家，孩子就更有可能成为发明家；这或许是因为父亲会将自己的抱负传递给下一代，或者这种家庭背景能够让孩子接触到适宜创新的环境。父亲的收入与孩子成为发明家的概率也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人才比较可能被排除在外，无缘成为发明家（今天仍然如此）。家庭收入和创新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教育：高收入家庭更愿意投资子女的教育，而受过教育的人就更可能成为优秀的创新者。
我们的研究也探讨了创新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创新是一种颠覆性力量：它有可能减少收入差距，也有可能使其延续下去。创新与不同收入指标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创新活动与基尼系数（一个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程度的整体指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总收入份额较大的区域（如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专利申请数量更多、更积极，由此可见这些地区的创新活力。
如果创新与从专利、垄断权中获得的物质奖励相关联，那么创新应该会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如果创新允许新进入者或小型企业赶上现任龙头企业，那么创新则会缩小收入差距。
在黄金时代使美国成为创新强国的因素，与现代技术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对于这一点，历史非常重要，因为创新和增长主要是长期性变化。不论是一个世纪前还是现在，创造一个既有活力又具包容性的创新行业，都一样具有挑战性。
乌富克·阿克西吉特（Ufuk Akcigit）·格里斯比（John Grigsby）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holas）|文乌富克·阿克西吉特（Ufuk Akcigit）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约翰·格里斯比（John Grigsby）是芝加哥大学博士生。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holas）是哈佛创业管理小组工商管理学William J. Abernathy教席教授。岳鑫 欧明谓 |译《哈佛商业评论·商业历史》编校|马雪梅xuemeima@hbr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