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许多有美国留学背景的人物：顾维钧、胡适、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王正廷、陈光甫、竺可桢、蒋梦麟、颜惠庆……他们大多投身对专业技能和外语知识要求较高的财经、教育和外交领域，并且举足轻重。
2018年5月20日，为期两天的“留美学生与近代中国的财经与外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落下帷幕，来自海内外的60余位学者共同探讨了近代中国的留美学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在中美关系充满张力的当下以史为鉴。
引发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之一是史料方面的进展：相关档案或进一步得以开放，或经研究团队整理后以更清晰的面貌为读者所了解，为学界和大众都提供了更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的窗口。
“留美学生与近代中国的财经与外交”会议由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和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所主办，上海合众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协办。
留美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
会上探讨了诸多个案，包括顾维钧与联合国托管制度的成立、胡适在八一三抗战前放弃东三省的主张、孔祥熙在中美双方就“白银平衡税”征收的博弈中扮演的角色、蔡增基与民国时期的航运、袁同礼与抗战时期中美学术交流、孔祥熙与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初期的财政等等。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义华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元素影响深远，人物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刘蔚之在发言中提到，近代留学生中的“第三代”，即在1910年与1920年代中期之前获得博士学位的一批学生，是近代知识分子或留学生中最重要的一代人。他们的主要贡献不似前两代多在于思想启蒙运动或是亲身参与革命，而是在于学术界创造知识典范，为中国现代化贡献一己之力，被学者认为是“视野较广、最有创造力”的一代。他们中的佼佼者如蒋梦麟（191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刘廷芳（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张彭春（192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等都在各自的领域颇有建树。
当时的留学群体也自发形成了“圈子”，复旦历史系马建标副教授的报告即探究由留学归国学生组成的“欧美同学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国政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詹天佑、蔡元培、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等知识精英都曾参与过欧美同学会的创建或领导工作，美国以一种间接但深远的方式影响了近代中国。
留学生在教育领域的活跃也早已受到关注，河南大学王振存副教授提供的案例是又一力证：河南大学曾有连续四任校长均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凌冰、查良钊、邓翠英，其中查良钊做过两届校长）；而河南大学自1912年建校至今，106年的办学历程中有校长30人，其中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就占20人。
近代中国留美学生留影。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分别是：顾维钧、胡适、蒋梦麟、康同璧、宋庆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王正廷。
国内档案进一步开放
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馆”）是典藏民国档案的“重镇”，1912-1949年间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现存大陆的档案集中保存在这里。其中关于留学生选派、管理、归国、任用的资料有较高的价值。
自2008年以来，二档馆开展了大规模的档案数字化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数字化尚未完成、原件又被封存的情况下，许多档案无法查阅，何时能够恢复查档便成为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会议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犊介绍了数字化工作的最新进展，并带来了“数字化工程圆满结束、档案馆从2018年开始已进入正常服务状态”的消息。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我国的国家级档案馆
国民党时期遗留在大陆的档案经整理、编目，共计1300多个全宗、230余万卷、约4500万件、2亿2千万页；其中档案的破损率达到40%以上。据估计，这些馆藏要全部完成数字化，需要四十年左右，面临的修复工作也非常艰巨。
早在1980年代，二档馆就开始以专题为单位进行数字化工作的尝试，将邮电档案、财政档案等先整理、后扫描。2008年以后，二档馆在国家档案局领导下以“中央研究院档案室全宗”为试点，进行高标准的彩色扫描（现已对外开放数字档案），并将原件封存。经过2008年-2012年的数字化工作，二档馆完成了2130万画幅的扫描，占全部馆藏的14.3%。
自2013年起，二档馆集全馆之力将馆藏中利用率最高的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在国家档案局的支持下、经财政部专项拨款，在全馆工作人员和外包公司的共同努力下，用五年时间完成数字化工程，实现6000万页的整理，5000万页扫描，900万画幅的档案拍摄，120万页的修裱。到2017年年底为止，馆藏总数超36%已完成了数字化。并且，这部分优先数字化内容，是统计显示2000年以来馆内利用率最高的300余个全宗。”马振犊说。
此外，每年年底，二档馆都会新开放一批数字化完成的档案，目前已经开放包括国民政府教育部、内政部、外交部，国民党中央中宣部等档案全宗。
“目前为止，开放档案的90%都已经数字化，可以方便地查阅。剩余部分有很多是利用率较低财务表格、会计账目等等，若有特殊需要也可以调用原件，以临时扫描的方式向读者提供。另外，一些面向民众服务的数据库也受到的普遍的欢迎，例如20万名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官兵名单及相关档案，每天都有民众前往查阅，许多人在看到先辈抗战烈士照片资料时泪洒档案馆。”
马振犊表示，目前二档馆的接待人数已经恢复到2008年封存原件以前的状态，并且，档案数字化以后查阅效率更高、档案馆的对外服务能力更强；欢迎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前往查档并开展合作研究工作。 
二档馆藏数字档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海外档案的大规模发掘
近代的中国留学生漂洋过海，尽管学成后归国报效，但在他们身后，许多资料还是辗转保存于美国的相关机构。如哥伦比亚大学有“顾维钧文件”、“陈光甫文件”，斯坦福大学藏有“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哈佛大学藏有“蒋廷黻资料”等等。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人为搜集研究资料远赴北美，国内高校或研究机构“组团”前往北美各大高校及档案典藏机构搜罗档案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宋子文档案包含其本人生前保管并整理的65个文件盒、1398个文件夹，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但原有的编目过于简略，以至于各文件夹中究竟涉及哪些事件、有多少文件，在一段时间内基本无人知晓。
自201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教授携团队将胡佛档案馆藏所有的“宋档”进行逐页扫描，经阅读辨析后进行详细编目。“我们要给这些档案编‘户口’，让需要使用宋档的研究者不再因为没有方向而无从下手，也让这些档案充分发挥它的价值。我们为此和版权所有者——宋子文的后人，以及档案的收藏机构——胡佛档案馆进行了反复的沟通，最终实现了这个设想。”吴景平说。
有与会学者表示，考虑到美国大部分图书馆、档案馆现有的管理规定，这样的做法史无前例，也很可能后无来者。
目前，“宋档数据库”已经实现标题检索，通过检索关键词可以迅即调出原件扫描件，阅读、下载、复制和打印，均非常便捷；宋档中每一页文件都对应有独一无二的代码和编号，以及根据内容编写的、包含人名、日期、主题等关键字段的标题目录。据吴景平教授介绍，下一步的目标是实现全文检索，建立起“标题-原件-原件录入件-翻译件”的对应。
吴景平教授展示宋档数据库的检索界面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蒋廷黻资料”也曾经处于没有分类、随机编号的“原生态”，系2002年由蒋氏后人捐献。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等学者将资料编辑整理，并增加了一些蒋廷黻家属新增资料，使这批珍贵资料最终在大陆出版（陈红民、傅敏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据陈红民教授介绍，哈佛“蒋廷黻资料”主要包括蒋廷黻1944-1965年的全部日记、1963-1974年口述历史底稿、蒋廷黻与他人的往来函件电报、蒋与台湾官方的往来电报等。涉及的事件包括台湾当局对“联合国代表权”的争取等等，由于同时期台湾方面的档案并未完全公开，这些资料对于了解当代台湾史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研究蒋廷黻本人，尤其是他的后半生，也是不可替代的资料。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昂对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馆藏“陈光甫文件”做了介绍。他表示，这些文件系由陈光甫本人和众多助手对原始文件加以甄别、整理和编排，大量原始信函经过精简格式和重新抄录，凝缩成为便于其本人及后人翻看、利用的“日记”形式。陈光甫本人作为和民国政商界关系密切的金融家，其地位和经历都使得这些文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馆藏“顾维钧文件”也是长期以来受到关注的历史资料。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高作楠在会上将顾维钧于1946年-1956年间任国民政府、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期间的档案作了梳理，通过对其中几盒“机密文件”的介绍，提示这一档案对揭示当时国共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馆及馆内的顾维钧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