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没人不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现在的家长们在和孩子们讲述时，也仍会称赞那只持之以恒的乌龟，而批评三心二意的兔子。不过，现实中则是另一回事：如果看到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恐怕没几个人还能沉得住气，让孩子按自己的节奏缓步前行。
正如日前一位上海退休教授的长文《牛蛙之殇》所折射出的那样，如今为了在幼升小阶段就培养好全能神童、抢占优质教育资源，家长们的紧张焦虑已不亚于准备一场战争。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发令枪一响就冲在前面的兔子，而且还得是一只上了发条、不知疲倦地保持这一速度的兔子。
《小别离》里望女成龙的妈妈
事情如果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但“教育”之所以难，就因为它是一种贯穿人生的学习过程，而人也毕竟不是机器——他会疲倦、会厌烦、会反抗，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复杂行为体，而当结果不如预期时，家长的挫败和焦虑感就开始飙升了。不过，这个话题之所以如今能轻易俘获无数家长的共鸣，与其说是所谓“社会竞争激烈”，不如说是当下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心理预期正处在某种历史转折点上——换句话说，如今这些为幼升小而焦虑的家长们，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体验。
不同时代的人操心的事是大有不同的。战乱年月的人们最关心的恐怕首先是“活着”，物质匮乏年代渴望多攒点钱，只有这些都不成问题的安逸时期，才会转向别的问题。二战后的美国便是这样，由于免于匮乏和死亡的恐惧，开始迈向富裕社会，“在人们的焦虑排行榜上，‘疾病’已经落在了‘养育子女’和‘财务问题’之后，排在第三名。事实上，‘养育子女’成为了一项当时前所未有的举国事业”（见《众病之王：癌症传》）。《魔鬼经济学》对此不无讥讽：“‘如何教育你的孩子？’已经从一门艺术转变成一门科学。”
中国眼下不过是晚了六七十年，重现了曾在美国出现过的一幕，而这从本质上说，只是因为新的焦虑取代了旧的焦虑。
美国学者Gregg Easterbrook在《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进步的悖论》一书中指出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虽然当下的美国人普遍比父辈、祖辈生活得更好，然而他们的幸福感却在下降，也远比先辈们焦虑。他认为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爆炸，使“人们可以详尽地看到他们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可以设想，现在的父母眼界也更开阔，预想到了将来无数与自己孩子竞争的人才，他们晚上多半也更难安睡。美国神经科学家Joseph LeDoux因此认为，这是压力的重要来源：“过去的人为个人的境遇困扰，压力都是在个人视野的有限范围内产生的，而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一切坏事，包括种种臆测的危险，人们需要担心的事情大大地增多了。”他据此提出了“焦虑守恒”（conservation of anxiety）这一可怕的术语来表明一种现代困境：一切都变得更好了，但烦恼却始终不会减少。
为什么现在中国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问题如此焦虑？答案也许让人觉得有几分啼笑皆非：因为以前的中国家长都还不够资格，毕竟要能这么焦虑也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包括生活的日益富足安逸、家长视野的开阔和现代资讯的发达、对儿童观念的转变，以及个人实现梦想的可能性。
当年的妈妈，可不会焦虑孩子的学习
在那种个人没什么机会改变自身命运的传统社会里，最多只有少数家长鞭策子弟攻读科举以求取希望渺茫的功名，而不至于演变为全民焦虑。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代价：它向所有人允诺有希望实现梦想，鼓励乃至逼迫人不能安于现状，以至于所有人的自我心理预期都远超先辈，但实现梦想之前的所有焦虑则由个人来承受——因为直至梦想实现的那一刻，它能否成真都是不确定的；何况，就算成真了，你也还有新的梦想和新的焦虑接踵而来。
所有的焦虑都源于不确定性，而教育正是最具不确定性的事物之一：最让家长头痛的事情，与其说是如何进一个好的学校（那好歹也总有可行的门路和方法），而是自己的教育方法能否达到好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期的。你立志严格培养孩子，想让他成为人生赢家，结果他却在幼升小之际就因为长期压力患上了幼儿抽动症；你想让孩子有广泛的兴趣，给她报了从舞蹈、芭蕾、溜冰、钢琴到书法的各种班，结果几年下来她却说自己对此没一个真正喜欢的。当然事后很容易痛心地反省是否教育方法有问题，但问题是：事先没几个人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教育方法。
当然，也不是所有家长都那么焦虑。我的朋友张明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为什么鸡血妈妈总比鸡血爸爸更多，母亲为何总是充当一个教育竞争狂热者的角色？”的确，这几年只听说有“虎妈”，反倒很少听说“虎爸”了——至少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似乎“严母慈父”的模式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严父慈母”。我和朋友一家在外吃饭时，他妻子便抱怨他平日不太管两个小学在读的孩子，既不在意他们的学业，更不怕他们打闹爬高的安危，笑说他的原则只是“不考零蛋就好”和“不出人命就好”。
在《小别离》中典型的虎妈猫爸形象
这个例子或许有点极端，但爸爸们确实更淡定一点。一般人可能会将之归结为“男子气概”或“男人们不管事”，而中国家庭的分工也确实仍偏向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模式——眼下辞职在家带娃的全职妈妈比比皆是，但“全职爸爸”似乎只存在于新闻报道中的北欧和法国。
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在面对不确定因素时，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感到焦虑；在美国，已确诊患有焦虑症的女性是男性的两倍。耶鲁大学心理学系教授Susan Nolen-Hoeksema曾在研究后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女性更强的家庭责任感——她们往往更倾向于为别人的幸福负责，尤其是自己的孩子与丈夫，“这种‘责任感’对女性来说更像是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因为总有些事情是她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美国国家健康协会的研究员Christine Berg则提出另一个角度的解释，认为妇女自由度的上升与抑郁症的上升是同步的，“现在女人既然有了选择的自由，她们就要自己承担后果了，而为错误的选择担当后果却可能成为忧郁症的来源。”
在教育的任务分配上，敦促孩子的功课也常被视为“母职”（motherhood）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父亲的角色更多在于陪伴孩子玩一些具有探索性甚至危险性的游戏。
一般来说，母亲似乎更容易担心“失控”，尤其是安全性，但父亲却往往表现得不太在意，对风险的接受程度更高一些——大概也因此，他们相对不那么容易焦虑。通过购物或吃东西来平息自己的焦虑、沮丧情绪，在女性中也比在男性中更常见；抑制焦虑的另一种方法，则是强烈地需求爱——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女性更经常地需要对方反复确认“我爱你”。
对当下的中国女性来说，也许更雪上加霜的一点是：我们又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微妙时期。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年轻女性如何扮演好自己的人生角色，往往在出嫁之前就开始准备，即便婚后也有母亲、婆婆这样的年长女性给予指点和协助；然而现在，随着社会的急骤变化，中国妈妈们发现自己成了第一代只能自己摸索育儿知识的人。
时代的变化，让妈妈们必须要成为超人、女神
借用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在《代沟》一书中的术语，中国已过渡到一个崭新的“前象征”（Prefigurative）文化类型，即老年人不得不向孩子们学习他们未曾有的经验；她的话很像是当下中国妈妈们处境的写照：“过去，就一个文化系统内的经验而言，总是有一些老年人比所有的孩子都懂得多。现在这样的老年人没有了。不仅做父母的已不能进行指导，就是找遍国内、国外也没有领路人了。”
何止如此，在国内常见的一幕是：年轻的父母（尤其是初为人母者）强烈地反对祖父母辈“老一套”的育儿或教育经验。生孩子后宁可自己辞掉工作全职带娃，也不肯让自己父母（更别提公婆）带，这样的例子在我身边就有不少；更多的则是虽然需要老人领孩子，但对其溺爱孩子或教育理念则诸多看不惯，因为那不符合他们从网上或书上看来的科学方法，而老人们最后也大体都败下阵来，承认自己已经完全不懂在这个新时代怎么带娃了。不少年轻的家长还有这样一层微妙的心理：“我自己长大后发现小时候所受的教育都是错的，现在我发誓不让历史重演，一定要用最合理的方法亲自教育孩子。”
这样，一系列的好事（社会富裕进步、女性相对自由解放、个人可以实现梦想等等），最终的合力所产生的竟然是一个“坏结果”：年轻的妈妈们发现，自己得在无法寻求长辈协助的情况下，几乎是要独自去面对一件自己“输不起”的重大事业——那就是孩子的整个未来。
当虎妈，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由于计划生育带来的少子化，每个孩子都被视为极其可贵的个体，风险无法分担（以前或许觉得五六个孩子有一个成才就行了），精力大量投入在一两个孩子身上，又进一步强化了精细化管理。巨大的投入自然更让人难以接受有心理落差的结果，因为人的心理总是投入越多，越难持有所谓“平常心”；而父母的焦虑沮丧，也会被孩子看在眼里，这又使他们惶然、挫败或不知所措——有时想到自己的焦虑对孩子造成的这些影响，又使为人父母者为自己表现得焦虑而焦虑。
回头来想，原本的好事，是怎么变成“坏事”的呢？也许还是我们太想赢怕输了。现在的人们往往把“梦想”和“欲望”混为一谈，教育的高下又和人生的成败直接划上了等号，也过分夸大了一时成败的决定性意义——别说是小升初了，就算升入名牌大学，就一定能确保带来一个成功人生吗？那最多提高未来更好机会的“概率”，却不见得是“最优”的选择。
何况“成功”固然能带来一时的快乐，但有时也十分乏味。既然我们大部分人也并不是人生赢家，那恐怕更可取的，不是鞭策孩子去实现我们自己都没做到的事，而是把自己的人生活出些尊严给他们看。
真正的美，所有人都看得见
真正的悲剧并不是小升初没能进入好学校，而是你给孩子安排的人生，并不是他想要的，甚至他全部的努力，就是为了不要像你这样度过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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