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江到大海，从东岸到西岸。5月21日至26日，长江商学院DBA三期、四期共40名同学，在副院长刘劲教授和DBA项目老师们带领下，穿越茫茫太平洋，来到美国旧金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经历一周的知识分享、思想激荡和脑洞大开，完成了长江DBA海外游学又一次重要突破。
这是长江DBA同学们继2016年5月耶鲁游学、2016年11月和2017年4月新加坡游学之后，再次携手世界一流商学院，定制专属于DBA同学的海外顶级课程。它内容跨界、知识前沿；它不可复制、难以错过。唯有亲身经历，全情投入，才能体会这种跨越地理和知识边界的求索之乐。
伯克利游学记（二）
梦想的实干派
商业的创新者
文 / 何刚
何刚，长江商学院DBA学员，《财经》杂志执行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
商业教育需要在商言商。作为长江DBA海外游学的重要模块，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产业投资、商业创新、组织管理等，在伯克利4天课程里也有精心安排，力求理论与实务结合、学院派与实干派互补。
全球安全资产稀缺的影响
伯克利分校的经济系，是美国经济学研究的一大重镇。Pierre-Olivier GOURINCHAS既是经济系教授，也是哈斯商学院的全球管理教授，多年来专注于国际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他用70分钟时间和DBA同学们分享了一项研究成果：全球安全资产稀缺（Safe Asset Scarcity），对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会有何影响，相应的货币政策、汇率走势及投资组合可能有何变化？
这是一场烧脑的学术讲座，GOURINCHAS教授的举证、分析很严密，大量数据、图表与公式推演，令部分学术训练不足的同学颇感头疼，他的分析结论，对深耕于不同商业与投资领域的DBA同学们而言，是颇有新意的洞见。
他以扣除通胀因素后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作为研究基准，发现自1980年至今，这一收益率呈下降趋势，虽然美联储货币政策有周期性，但美国的自然利率（natural rate of interest），更多与潜在和稳定通胀下的产出相一致，是趋势性的。长期实际利率下降，也就是自然利率在下降。严格地说，即使买信用评级最高、收益率看起来也比较稳定的美国国债，也不能说就是安全资产（Safe Assets），因为安全与否，更像是投资者的观感。当然在严格而狭窄的定义上，所谓安全，是资产预计在不利的系统性事件期间仍然可以保持其价值。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教授
GOURINCHAS教授提醒，全球投资者对安全资产的需求上升，与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上升几乎同步出现。外汇储备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1990年大约4%，2013年升至16%左右。未来如果多数投资者仍将美元资产视为相对安全，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占比减少，投资意义上的安全资产只会更少。从长期看，即使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币资产也算安全。
对于上述分析，刘劲教授课后点评时提醒，不必细究教授的论证过程，学术研究可能让多数人看不懂，但其中涉及的最重要投资考量，就是全球利率。利率是投资的基础，研究分析都是试图对利率走势做出预测，只要美国作为全球货币国家的地位没有根本变化，其贸易将保持逆差，相对低利率时代也将延续。
理解客户以及决策流程的新科学
随后开讲的，是伯克利分校经济系主任Shachar KARIV教授，他分享了行为金融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理解客户以及决策流程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Understanding Clients and Decision-Making）”。
伯克利分校的经济系在学术研究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1983年至2009年，先后有5位经济系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另有5位教授荣获过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该系具有培养顶尖经济学人才的教学资源，只设置PHD学位，几乎涉及所有经济学研究领域。从1987年起，伯克利经济系开启了行为经济学及金融学研究，经济学终于也可以像物理、化学那样成为一门“硬科学（Hard Science）”，该系多位教授的研究成果，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着重要影响。
Shachar KARIV教授
KARIV教授说，人类决策通常基于三个权衡（tradeoff）：风险与回报、今天和明天、自己和他人，针对这些权衡产生的偏好（preference），是权衡社会福利的最重要因素。每个人都要弄清自己对风险的偏好，如果讨厌风险，就要把更多钱投向安全资产，反之，则可以投向回报可能更高的高风险资产。
结合众多商业决策，核心就是相关决策者可能承担多大风险？为此商业决策者要弄清三个因素：目标（goals）、限制（constrains）和偏好，对这三个因素进行排序评估，弄清一项商业决策的风险容忍和损失容忍，前者强调是否愿意损失部分钱、争取赚更多钱，后者强调是否愿意承担小的损失、以免出现更大的损失。他总结说：厌恶损失的人，或许更适合做投资。
产业投资、VC、PE投资干货
更具体的产业投资、VC、PE投资等细分领域，本次DBA游学亦有多位资深大佬分享心得。
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公司Avid Park Capital的总裁罗伯特•钱德拉（Rob Chandra），拥有20年风险投资经验，所投资的初创公司有25家成功上市或被收购，他个人曾名列“《福布斯》全球风险投资家榜单”第28位，2012年他创立对冲基金Avid Park Capital，在公开市场上，选择有价值的公司进行投资。
对冲基金公司总裁Rob Chandra
结合在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的经历，钱德拉分析了如何在初创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进行恰当投资。在他看来，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虽然模式不同，都基于两个前提：有效市场假说和随机漫步假说。虽然各基金公司的具体投资策略不一样，但都不能有效规避投资风险。
为此，他在Avid Park Capital进行对冲基金的投资探索：专注于技术，保持市场中立，尝试大数据算法，找到可投资的好公司（存在有吸引力的市场、有竞争力的产品、有定价权、市场份额增长较快、高利润率、资金分配合理、有管理层优势等），同时综合考虑时间折价、同业对比，复苏潜力等因素，最后务必要对目标公司进行详细评估，从而可以在其估值“便宜”时，大胆买进。
德太集团
比这家对冲基金公司规模更大、更有声誉的德太集团（TPG），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全球私募股权（PE）巨头，其管理的基金规模超过450亿美元。5月23日上午，在旧金山气势宏大的市政厅，TPG联合创始人兼联合CEO吉姆•科尔特（Jim Coulter），和DBA同学们分享了他们的投资理念与实战经验。
他说，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Moment），旧金山正在重写自己的历史：硅谷带来技术、创新和市场机遇，斯坦福、伯克利两所大学提供优秀人才，TPG以旧金山为总部，在过去20年获得超预期回报。
他认为，风险投资（VC）的核心不是资本，而是好的创意，是人才、资本和技术的结合，恰好在旧金山，这三样都有。全球私募股权（PE）领域的资本规模大约4万亿美元，通过杠杆至少可以放大3倍。
他认为当前投资市场有两大趋势：一是公开市场规模在收缩，且被ETF等投资基金主导；二是私募市场规模还在扩大，PE和主权财富基金活跃其中，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公开市场暴跌，私募市场并未萎缩，越来越多公司愿意在私有化状态下运营和投资，并非必须追求在公开市场上市。
TPG联合创始人兼联合CEO Jim Coulter
过去十几年，TPG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比较活跃。TPG旗下的新桥投资，曾在2004年收购深圳发展银行，2009年将深发展转卖给平安集团，不到5年获得超过4倍的净投资收益。如何评价这笔投资？科尔特说，新桥进入深发展后，推进了很多管理改造，几年时间优化了资产质量，从而顺利退出。这是很成功的一笔投资，比较体现TPG特色，除了给钱，他们还帮公司改善管理。
但同样在中国，TPG投资的李宁体育用品公司，却充满争议。科尔特解释，他们当时投资李宁公司，比较关注其品牌价值，他们还把李宁请回来。虽然这笔投资不如深发展成功，但他们切实帮助李宁公司改善了管理。
他强调，当前全球资产价格在上涨，从投资角度，公司的估值比公司每年赚的钱更重要，估值不只是基于利润。总结TPG多年来的投资哲学，他强调：着眼长期，做正确的事，为了更好而不断改变，帮助TPG投资的公司变得更好。
展望未来，科尔特提醒：不要把太多钱投向硅谷，但可以把钱投给TPG；不要过多考虑在哪个城市或市场投资，而要更多考虑投资什么行业、什么公司，行业选择和公司分类最重要，行业变化决定投资回报。
这与加拿大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CDPQ）的投资理念有所呼应。这家机构目前管理的净资产为2480亿加元（约合1785亿美元），是全球巨无霸投资构之一，过去50年，其投资业绩均比较稳定，最近四年的年化收益10.9%。在其非流动性资产组合中，房地产最多，约合194亿美元，PE投资次之，约合188亿美元。在选择投资标的时，他们关注与公司关键人物的关系和公司的长期价值创造。
一旦进行投资，他们也会像TPG一样，通过进入被投公司的董事会，与管理层充分互动，参与制定发展战略和高层次实施方法，在能帮忙的情况下为管理层提供特别协助，并负责提供CDPQ广泛的全球资源和专业知识。
ICONIQ公司
5月25日，ICONIQ公司的创始合伙人戴夫士•马坎（Divesh MAKAN），还分享了这家全球多家族办公室机构，如何提供从财富管理到投资咨询的全方位服务。他们选择那些能够提供宏观经济信息并引荐最好的对冲基金或私人投资的人作为客户，再根据客户目标，实现最佳风险调整后的投资收益。
ICONIQ公司创始合伙人Divesh MAKAN
该公司组建了一个包括扎克伯格等世界级技术、产业和金融公司掌门人在内的豪华顾问团，统筹宏观经济信息优势和家族品牌机会优势，基于特定角度和行业经验，进行直接投资。他们重点投向社交图谱、手机图谱、移动网络、虚拟现实/增强现实（AR/VR）；注意研究千禧一代消费者独特价值观所创造的巨大机会，密切关注爆炸性的技术应用，不断寻找分享经济领域的新机会。
基于丰富的行业和市场经验，他们形成了一套评估技术企业的指标体系，包括从创意到产品、从效率到技术等19个方面，其中特别关注三方面：总市场规模（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TAM）、获取客户的成本（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s, CAC）和顾客的终生价值（Lifetime Value of a Customer, LTV）。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分析单位经济效益至关重要（Analyzing Unit Economics is Critical）。
商业与公益、利润和情怀
在这些商业与投资干货之外，四天课程里，长江DBA同学们还谈到商业与公益、利润和情怀的关系。这也是伯克利计算机系副教授Eric BREWER讲座涉及的主题，他同时还是谷歌公司副总裁，主管计算机能力建设等互联网基础设施。
事实上，他讲的并不是谷歌的商业拓展，而是他主导并经历的谷歌在印度、肯尼亚等国家的社会实践，以佐证技术如何影响这些欠发达地区。
“
比如印度，很多贫困地区的学校没有电力供应，孩子们从邻居家偷电，全印度有30%以上的电力资源就此流失，由于投资电力风险高，后续投入变得艰难。再比如肯尼亚，仅有20%的人接上了电力，但电网实际可覆盖的人群高达72%，很多人就住电力变压器附近，却不主动接电，因为合法的电力供应花费比普通人家的一年收入还多，不解决电费贵的问题，合法用电人群就难以增加。
”
谷歌于是在肯尼亚一些地区尝试光伏微电网，以较低价格吸引家庭、商户接入电网。这也促使肯尼亚国家电网适当调低电费，从而让那些有条件连上电网的群体成为合法用电户。结果谷歌的微电网得到发展，肯尼亚新增用电人群也在扩大，国家电网虽然降价了，但总收入仍然增加。
谷歌在印度的医疗帮扶尝试也很有效。通过调查他们发展，偏远地区的贫民缺乏医疗服务，一些常见的眼疾无法及时治疗。2003年，BREWER提议谷歌支持印度贫困地区建立微型无线基础设施，增加贫民就医的机会。谷歌随后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架设无线网络系统，帮助当地医院建立眼科中心，通过远距离电脑诊断及简单手术，在十年间接待了100多万患者，十几万患者恢复了视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建的眼科中心运行效率较高，可以自负盈亏。BREWER说，未来类似的眼科中心将在印度增至50个，可覆盖250多万人。
Eric BREWER教授
他提醒，微型无线网络、蜂窝手机和智能手机，或许是很多贫困地区更急需的新型基础设施，因为手机普及率会推动GDP上涨，网络应用会推动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电网和普惠金融。
在印尼，农村手机覆盖率很低，有的地方人少，电信运营商更不愿建基站。谷歌研制的无线基站（Base）体积较小，可以架设在树上，100瓦左右的功耗就能覆盖一两个村庄，靠微型水电站或太阳能就能维持这种无线基站，加上特定的SIM卡（TIER），可以共享卫星系统，只要不传输大量视频，一般的文字、图片和语音传输都可以满足。谷歌还陆续让当地合作伙伴拥有微型无线基站并负责运营，通过自给自足，构建本地信用及社区。这些方法，后来也在菲律宾成功复制。
BREWER总结说，谷歌的尝试表明，一定要发现当地人最重要的需求，找到真问题，通过多试、敏捷、务实，先做短期计划，然后逐步扩大，要争取与当地伙伴持续合作，具体事务与当地政府合作，无线频谱许可证等法规事务，就要与中央政府合作。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人群分三层：上层已经全球化，他们的世界“是平的”；普通民众即使有手机，因为收入不高，需要更有效的；贫困者则需要社会的帮助与扶持，因此谷歌不能只考虑生意，而是要切实帮助他们。
这种利用新技术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做法，给DBA同学以启示。很多公司或机构，都有能力帮助别人，如果不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背后是价值观和使命感的差异，普通企业的社会责任，跨国企业的全球责任，不应当成为空话。而当前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一代全球化企业，正在超越前辈公司，并不只是以股东或管理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在实践一种更具包容性和责任感的全球化时代新商业文明，他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创造更大空间。
正如伯克利哈斯商学院院长Richard LYONS教授所说，不同公司或组织的差别，最终就是文化的差别，包括价值观、使命、目标、传统、互动、协作、激励等。组织文化是真实存在的，领导者对组织文化建设负有首要责任。日益全球化的公司或组织，如何保持自信而不自大，唯有不断提升组织的文化能力。不知不觉，在忙碌的日程中，长江DBA同学们结束了此次海外游学。大家收藏起纳帕谷、旧金山、伯克利的美好记忆，期待新的智慧激荡和全球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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