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著名历史学者，1956年出生，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摄
1977年12月注定要永载史册。
那一年，570万出身不同，从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人共同走进考场，参加中断了10年的高考。27万人走进了大学，他们的命运就此改变，中国也由此悄然改变
高考的恢复，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虽然那一年录取的人数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其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一直影响至今。
四十年后，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毫无疑问，最初几年参加高考，走进大学的人已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价值，新共识，他们创造了中国辉煌的时代。他们是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一个制度走过了四十年，当它形成一种既定模式之后，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恢复高考政策本身的重要性，高考本身，带给人们的是希望，潜移默化地在心里种下了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成就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光荣与梦想。
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高考往事，有着截然不同的高考感受，大学所接受的新思想构成了他们未来努力的方向，造就了他们对之后人生的态度。
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新京报推出大型系列专题报道“我的高考”，从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出发，追寻他们的人生道路，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把他们的经历结合起来，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国改革发展史
文／新京报记者宋晨希
本期人物：雷颐
文｜新京报记者李佳钰 编辑｜胡杰校对｜郭利琴
本文全文共4605字，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雷颐从1985年研究生毕业起就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并认准这是“最理想的生活”。又可以做研究，又不用坐班，“我理想就两个，一个是要读书，另外要有自由”。
这么多年，他不停地写作，著作译作达数十部之多。他写论文、写专著、写随笔，出专栏，介入公共讨论，开设大众讲座，他没忘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更没忘记自己身为历史学者的使命。
他念念不忘40年前的那场考试，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以及中国的当下。
1978年，22岁的雷颐变换了三种身份：从军人、工人到大学生。他说，恢复高考就像突然开了个小孔，让他看到了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
雷颐，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摄
从知青到部队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尤其我父亲，是学建筑的，那一代人，他们的抱负是科学报国、工业报国、也从小给我灌输这样的理念。在他的影响下，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科学家，但当什么样的科学家，却是不停摇摆，比如有时候想当物理学家，有时候看到几本关于化学的书，想当个化学家，当时《十万个为什么》对我影响很大，天文学我特别感兴趣，有一段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天文学家。
我父母，虽然是学建筑的，但他们文学素养很深厚，而且他们从来不限制我读书，比如给我订各种杂志，有科学类的，《我们爱科学》，《科学家谈21世纪》，也给我们订《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当时比较小的时候就看连环画，看外国的比较多，所谓外国，就是苏联的比较多。后来看苏联小说。外国小说一直是父母的心头好书，林琴南翻译的《块肉余生记》，一直小心翼翼珍藏。那会儿我还太小，看不懂文言的翻译，后来大了再读，才发现那实际上就是《大卫·科波菲尔》。
六十年代，大概我小学三四年级就喜欢看《参考消息》，当时《参考消息》还是属于严格控制的。
1971年，我初中毕业就开始下乡，当时的知识青年都要下乡，到农村又读了两年农村的高中。
初中毕业，雷颐开始下乡，成为知青。
在当时，农民的孩子能够读高中，这个家庭付出巨大的，不是家境相当好的，负担不了。
农村孩子都特懂事。学习还是很刻苦的。我记得当时农村的学校都是那种“土桌”，土坯垒上两道，垒两个墩，上面架一块木板，各家各户搬着自己家小木头板凳在那儿学习，晚上点煤油灯，都还不是煤油灯，是一个小瓶子，里面有点煤油，完了把一个灯芯儿往里面一弄，插进去，把芯儿点上。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大家都读路遥那个《平凡的世界》，里面把农村青年上学的，农村青年的状况描述得非常细致、生动、准确。
我在农村实际上呆了四年，其实就是跟农民一起生活。这四年让我对农村非常了解。
因为“上山下乡”的政策，知识青年必须在农村呆够两年。才可能有被招工和当兵的资格。在农村我表现得也不错，所以当时招兵的就看中我了。
1974年，我被招兵到了空军地勤。我觉得自己有出路了，全家上下都高兴异常，知青能去部队当兵就是最好的出路，当完兵之后，就可以回城当工人了，又可以从一个知青，吃农村粮的，又可以吃商品粮了。
我被分到了机务大队，当航空电器员，维修歼-6飞机，你不知道今天这架出问题还是那架出故障，每天都要检修维修。
业余时间，我就可以打篮球，读书。
我所在的部队因为有很多文革前有文化的大学生，所以思想还是很活跃。大家也都彼此清楚，互通有无。不过当时的书只能在私下悄悄传阅，读的时候还要装模作样拿报纸遮住。我记得读过的有屠格涅夫的小说，有朱可夫将军的回忆录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突然发现一个变化，就是文革前被禁演的很多电影开禁了，今天这个老干部解放了，明天那个事儿可以干了，可以抓业务了，我们部队可以理直气壮地抓飞行训练了。
1974年，雷颐被招兵到了空军地勤。
参加高考
1977年夏天，大概八九月份，突然有消息传出来，要恢复高考。我当时听到这个，报纸还没公布，已经传出来了，我都不敢相信。
后来果然报纸上登了，我就想高考，想参加考试。可部队很严格，我就跟中队里说，我想复员，当时不愿放我，中队指导员说你才来部队三年，你正是技术最成熟的时候，现在复员多可惜。最后还是我们机务大队的教导员，他是大学毕业生，他很理解我，他说也知道你爱学习、爱读书，真要考大学，那你回去还得好好准备。他写了几个数学公式，我都忘了，他说这个你都不会，那你得抓紧时间复习。
我挺感激他的。
1977年高考时，我在部队，我不能考。后来我就复员了，到工厂，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我在工厂当了车工，因为那时候还讲究所谓的表现，我就得表现好一点，再说，你当工人了，你拿着几十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你总得去干活。
我当时已经决定要考大学了，到招生办交了5毛钱的报名费，然后就是没日没夜地复习。实际上我的师傅也理解我，但师傅也不多说话，我那个师傅，当时是“工业学大庆”的“大庆式劳模”，他每天比别人上班要早，下班比别人要晚。我就得比他更早，比他更晚，我也没请假。
当时复习很累，夏天的一天，我们家差点失火，因为我复习到半夜，困得睡着了，盖个小毛巾被，那时候就是点蚊香，半夜我呛醒了，毛巾被烧焦了一大块。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工厂对我提出特殊表扬，因为其他工厂里上大学的有好几个，其他的都是请了假，专门复习，只有我一天假都没请。
当时我就决定考文科，凭着我从小喜欢读书，有底子，我知道我考文科肯定能考上，考个什么大学我不知道，好大学、差大学我没有把握，但我知道我肯定能考得上，所以我就报文科。
大学时的雷颐。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报个理工科，他知道我理科基础不行，他说，那你先报一个文科吧，他觉得我刚刚复员回来未见得能够考上。
高考分数出来，我考了355分。政治98分，满分100分，其实我政治都没怎么复习，我平时喜欢读哲学书籍，对政治特别感兴趣。
当时是先考试后报志愿，填志愿时，我父亲就劝我，你能不能今年不上大学，如果你一年的时间好好从头学数理化，我觉得你能考上一个理工大学。
当时绝大多数人都那么想，还是希望学数理化，觉得文科就不是什么学问。
再说，我父亲本身就是学理工的，他接受的就是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又觉得这是门可以傍身的技术，他们崇拜技术。
我已经知道我的兴趣不在那上面了。这么多年，从知青、到部队，到工人，没有间断地就是读小说和哲学类的书，就是在选择文学还是哲学上犹豫不定，两个我都特别有兴趣，但是最后还是想当作家的兴趣浓厚一点。就报了考古专业，想在外面跑，可以有写小说的素材。如果学理工科，我会报地质专业的。
但当时考古专业分数高，我差了几分，我就被分到了吉林大学历史系，文学梦未能如愿，却添了我在历史学上的兴趣。
我的大学
大学里我拼命的就是读书。
大学里图书馆是完全开放的，就不用说新书，就文革前的那些书，许多是早就听过但一直读不到的，更多的是从没听说过的，所以我在大学里，尤其是在大学四年级以前，我早上基本没有五点半以后起床的，五点半之前一起床就到图书馆，而图书馆一般都是五点半到六点才开门，尤其像冬天的时候，长春下着雪，经常就我一个人在那个门口等着，这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背英语单词，他一开门我就进去，到快七点半，匆匆跑回宿舍，洗漱叠被，吃早饭，吃完早饭又上课。
当时我可以说是很好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很不好的学生。学习很少像我这么用功的，但是我经常旷课，自己到图书馆找自己愿意学的书，拼命地抄，那时候也没复印机，也没电脑，就是手抄。因为好多东西从前只是听说过，这个也想抄，那个也想抄。抄了很多，做笔记，摘抄。比如当时萨特很热，我也差不多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全文抄录。
当时在大学用功最多的，花时间最多的是英语，我对英语特别感兴趣，把26个字母刚学完了，老师让我起来背一遍，老师说，“你只背了25个字母”，你丢了一个，你再背一遍，我再背一遍，老师说，“你还是丢了一个，丢的还是那一个字母，只背了25个”，我想不起来我丢了哪个，老师说“你丢了那个i”，这个我印象很深。
雷颐大学期间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摄
我们班同学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同学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当过知青，当过工人，有几位是工厂的党委宣传部的，干事，甚至还有厂副部副部长呢。有的是村公社副书记，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番经历，对事情有自己的见解，很强烈的很明确的很成熟的自己的见解。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校园还被很多其他单位占着，宿舍很紧张，我们一个宿舍住了14个人，上下铺。
在我们上大学之后，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一批是他们教过的，尤其是文科的最优秀的，因为我们有社会经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像学经济的，就和农村的东西结合起来。我对老师说，从前有句话叫“千顷地一棵苗”，我们就属于千顷地中的那一棵苗，是以我们同代大量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隧道尽头的那束光
从我读研究生起，我的志向就是做研究，或者到大学里当老师，或者当研究人员。1985年来到近代史所，到现在我的生活没有变化，除了家里的家务事以外，就是读书、写作、思考。
因为我从小就爱读书，后来越来越爱读书，理想就是：第一，我要读书，另外，能有自由，我是上大学之后，才知道原来大学老师是不要坐班的，我就觉得这是最理想的工作，要么当大学老师，要么到社科院、中科院当研究人员。我就来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前六个工作日的时候，是每周返所两次，现在变成五天工作制了，每周只返所一次。那这就对我来说很自由了，自由掌控自己的时间。如果你按八小时工作制来说，我的读书、思考、写作每天远远超过八小时。
读研究生时的雷颐。
我找到了我自己最理想的的职业，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只要有时间有空间，一天24小时让我读书写作，我都觉得最幸福的，这既是我的生活方式，又是我幸福感的来源，又是我养家糊口的职业，这是人生最理想的状态。
1978年对我是个戏剧性的一年。那个时候。那一年的前三个月，我是军人，后三到四个月，是工人，再后面四个月，我是大学生。正好这个国家发生大转折的年代，这个时候确实体现出来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时代命运影响个人命运。
1978年，一大批人的命运被改变，很多农村青年考上大学。考试上大学，不再凭关系，而是凭你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知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高考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知识开始占重要地位。
我认为，恢复高考是个很伟大的举措，它给人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自由选择命运的选择权。
在管制最严的时候，宽松一点点，大家就觉得舒服一些了，就像闷得透不过气来，突然开了个小孔。
恢复高考就像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让人们在快要闷的透不过气来时，看到的那个小孔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