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中国科研创新的黄金时代，我备感荣幸。”5月27日，在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创新争先奖励大会上，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获得全国首届创新争先奖章。
从1999年学成回国，薛其坤一直率领团队在量子物理研究中执着探索创新，取得了多项世界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如果仅从履历上看，1963年出生的他可谓是顺风顺水：35岁当教授，41岁就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50岁攻克量子世界难题。
但实际上，薛其坤的科研之路并不平坦。
艰难的求学生涯
1984年薛其坤开始考研，结果考了三次才考上中科院物理所。毕业的时候，因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薛其坤只好跟着导师继续读博士，从事表面物理的研究。
直到1992年6月，薛其坤才迎来转机，导师陆华把他送到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学习，希望能通过联合培养弥补国内设备条件方面的不足。
让薛其坤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科研路上考验才刚刚开始。导师樱井利夫要求他们：一周工作6天，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准时到达实验室。薛其坤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每天就是三件事，吃饭、睡觉、搞科研。有的时候困得坐在马桶上都能睡着。”
除了体力和毅力上的考验，语言不通则是精神上的折磨。薛其坤几乎听不懂导师的指令，当导师和同学们一起做实验的时候，他连碰都不敢碰，只能怔怔地看着。身心俱疲的薛其坤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少去日本学习的同学受不了煎熬“逃”了回去，他却坚持了下来。
1996年，薛其坤被邀请在物理学规模最大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做报告，但是糟糕的英语口语让他面临挑战而不知所措。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把要讲的每个单词、每句话写下来，模拟练习了80多遍。不但纠正了发音，还把演讲进度控制在秒上，连每个单词做什么手势，他都练习到位。
正是因为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他的演讲最终征服了在场的国外知名教授们。当听到赞扬与祝贺时，薛其坤觉得“像夏天很渴时喝了冰水一样，很舒服”。
1999年，他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满腔热忱地回到中国工作。
“诺奖”级的科研成果
50岁这年，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重大发现，让薛其坤声名鹊起。
他至今还记得这个场景，2012年10月12日晚10时35分，刚从实验室回家刚把车停好，就收到学生常翠祖的一条短信，“薛老师，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来了，等待详细测量。”这一刻，距离美国物理学家霍尔提出反常霍尔效应已经过去133年。
而为此，薛其坤和他的团队已经努力了4年多。“要观察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就需要拓扑绝缘体材料既具备磁性又是绝缘体，要做到这一点，以单晶硅为例，这要求在一百万个硅原子中只能有一个杂质。”用薛其坤的话说，这可以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要求。
从2008年开始，薛其坤带领他的团队着手研究这个课题。这个团队包括清华大学、中科院物理所等4个研究组，另外还有20多位研究生，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团队成员，每天都通过电话和邮件交流实验结果，隔两三周就会充分讨论实验的所有细节。1500多个日夜，他们进行了上千次的材料生成与测量对比实验，争取每一步都做到极致，最终才取得了成功。
后来，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引起世界物理学领域轰动。著名诺贝尔奖物理学家杨振宁激动不已，“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追求极致的科研精神
在清华大学，薛其坤有一个比“院士”还要响亮的名号——“7-11”教授，是说他早上7点扎进实验室，会一直干到晚上11点，而这样的习惯薛其坤坚持了20多年。
每当回顾自己的科研之路，薛其坤都会淡然地说：“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的探索过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用了3次机会考上研究生，花了7年时间读博。克服困难的过程，就是追求极致、达到快乐的一种方式。”
在学生们眼里，薛其坤乐观、幽默、充满活力，大部分时候都非常和蔼，还经常会买好吃的“贿赂”他们。但在实验技术与科研训练中，薛其坤对他们的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他要求学生们写报告时，不要有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操作仪器，无论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都要养成习惯，要做到闭着眼睛都能操作无误。
薛其坤认为，严谨认真是一个科研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实验过程中用到的设备总价值大概3000多万人民币，一个操作失误，可能几万、十几万就没有了。如果没有精湛的实验技术和细致操作，很难实现重大的科研成果。”
这种追求极致的科研态度让学生们受益匪浅。回国至今，薛其坤已经培养出了17位博士后、72位博士和3位硕士。如今，薛其坤和他的团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清华大学在基础科学领域的一张“名片”。
因为他们的世界级研究成果，很多人试图去理解“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个有点拗口的科学名词。而他始终坚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追求极致的过程中享受到幸福，每个人都能用追求极致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