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教育部公布201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031万（不含高职扩招补报名人数）。教育部称，将实施多项举措，维护考试安全、治理考试环境、整肃考风考纪，保障考试顺利进行。
我国高考人数最多的一年，是2008年，曾达到1050万。今年高考人数加上高职扩招补报名人数，将会超过1050万。而与10年前的高考相比，今年的高考录取率，要比2018年的高考录取率（57%）提高30个百分点左右，加上高职扩招100万，今年高考总录取人数有可能达到900万，高考平均录取率会超过85%，很多省市高考录取率会超过90%。
因此，对于高考人数超1000万，平均录取率超过85%，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这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必须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去年我国的高考录取率就已经超过80%——975万高考学生，本专科招生总数为790.99万。而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达到834万。对于每年这么大规模的学生数，如果不能保障整体培养质量，会带来两大问题，一是高考升学时，虽然整体升学率很高，但是，考生和家长会盯着少数名校，认为名校才能保障培养质量；二是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会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脱节，一些大学毕业生，只有大学生身份，而无大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与素质，本人没有市场竞争能力，也难以在就业岗位上做出创造性贡献。
也就是说，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每所大学能否进行严格的人才培养，不但影响考生的升学选择，也会影响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价值——高等教育普及化，不只是满足“学历需求”，而必须满足“人才需求”。为此，我国近年来对高等院校提出了“从严”的人才培养要求，但是，从当前的高考制度和高校学籍管理制度看，我国高校，从重点院校到高职院校，要做到“严出”培养要求，面临制度障碍，包括高职高专，要实行“宽进严出”的培养、管理模式，也有现实的阻力。
我国高考录取实行的是按计划统一招生、录取制度，这种录取制度，导致一名学生在大学期间，很难转学，甚至校内转专业也比较难。随之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学校严格要求学生，就必然会淘汰达不到学业要求的学生，而这些被淘汰退学的学生，如果要继续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就必须重回高考体系，参加高考、填报志愿、被高校录取。
就以平均淘汰率10%计算，一年900万学生，将有90万学生被淘汰，对此，家庭和社会能接受吗？在未被大学录取，或没有到大学报到之前，考生选择复读，我国社会和家庭是接受的，10年前，由于高考录取率不高，我国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中，有15%左右是复读生，近年来复读生随高考升学率提高，已有所减少。复读生中，也有从大学退学的学生，但是，这属于极少数。而且，是学生主动退学，选择复读。
考虑到学生被淘汰、退学之后的出路问题，因此，很多大学是很谨慎对待淘汰不合格的大学生的。近年来，媒体对大学“从严”要求学生多有报道，也提到大学淘汰不合格的学生，但是，总体看来，大学的淘汰率是很低的，维持在千分之几的淘汰率水平。像高职院校，随着招生门槛的进一步降低，这类院校应该实行宽进严出的培养、管理方式，但是，不少高职院校办学者认为，高职是兜底教育，因学业不合格被淘汰的学生，他们去哪里继续求学？把他们留在学校，总比放任不管好。另外，有的民办院校、独立院校，所有的办学经费，就源自学生的学费，淘汰不合格学生，意味着学校学费收入的减少，因此，除非学生严重违反校纪校规，学校是不会淘汰学生的。
而学校不能根据培养标准，淘汰不合格的学生，就必然会出现教师“混教”、学生“混学”的现象，大学里的“水课”，以及部分学生高考前努力奋斗，进大学之后就变得迷茫，所谓“玩命中小学、快乐大学”就是这么来的。因此，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后，要转变学生对待高考、对待大学求学的观念，让学校“从严”要求学生，必须进行高考改革和大学办学改革。应该在高考升学阶段，有学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增加学生对大学、专业的满意度，也让大学选择适合本校的学生），在大学求学阶段，还有学校和学生的持续双向选择（大学可淘汰不合格的学生，学生对大学、专业不满意，也可申请转学、转专业），这其实就是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