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博物馆之母，世界最早的公共博物馆即诞生于大学。大学博物馆曾经是博物馆事业的主力军，当代大学博物馆也不时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以我国为例，过去40年尤其是过去20年，随着我国大学教育的高速发展，大学博物馆的发展也迎来一个新的机遇期，特别是在场馆硬件建设方面可以说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社会影响度也在攀升。近年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开馆、中国美术学院博物馆群的建设等都引起社会热议。但是，无论与教育事业，还是与公共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相比，我国大学博物馆整体上都还处于相对滞后的境地。只有立足博物馆与大学之间的天然血缘，审视大学博物馆的相对优势，破解相对制约因素，才能使大学博物馆重新焕发生机，迎来发展的春天。
博物馆大家庭的“长女”
世界最早的公共博物馆，是1683年在牛津大学建立的阿西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藏品由私人捐赠，展馆由牛津大学提供，既为教学服务，也对公众开放。
中国最早的近代公共博物馆是1868年法国传教士在上海建立的徐家汇博物院。8年后，清政府建立了京师同文馆博物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开设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随后发展为我国第一家文理兼备的近代大学），其中即附设了博物馆为教学服务，展示新式机器及模型、矿石、动植物及医学标本等。虽然只存在了26年，但同文馆博物馆不失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而且是中国第一家大学博物馆。张謇1905年创办的南通博物苑，也属于大学博物馆，而且与同文馆博物馆只是服务于教学的科学类博物馆不一样，南通博物苑是对公众开放的综合性博物馆。
为何中外最早的博物馆都出自大学？主要是二者共同的教育功能和使命使然。据学者研究，中外最早的博物馆源头——中国的孔子庙堂和埃及亚历山大博学园中的缪斯神庙，都有教育职能，西方近代博物馆更是曾经与近代大学共同承担社会启蒙教育的职责，至今人们仍视博物馆为“第二课堂”。此外，大学能够为博物馆提供相关专业的正规军、主力军、后备军，而且大学还是博物馆观众、志愿者、捐赠者的大本营。
大学博物馆虽未成为博物馆大家庭的顶梁柱，却以自身的优雅和美丽为博物馆大家庭确立了形象、增添了光彩。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博物馆、哈佛大学的皮博迪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柏林洪堡大学的自然博物馆等，都成为各校乃至各国的惊艳存在，被誉为“缪斯森林里的精灵”。
不过整体而言，与校外的公共博物馆相比，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社会影响，大学博物馆都明显逊色一筹，以至于阿西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也仅得名“小大英博物馆”而已，须知大英博物馆其实要比阿西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晚近一个世纪。
中国的大学博物馆，虽然也有如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复旦大学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等，在各种场合成为大学博物馆的颜值担当，但大多数场馆建成不久、规模不大、影响不广，而且包括不少名校在内的许多大学还没有博物馆。现有各馆中，除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个别馆属于百年老馆外，大多数都是近年新建成的，更谈不上像欧美名校那样一校多馆了（比如哈佛大学至少有6家博物馆，牛津大学有4家博物馆）；全国大学博物馆的平均规模尚达不到民办博物馆的平均规模（5000平方米展馆、15名工作人员、21000件套藏品），与这些年发展迅速的国有公共博物馆相比差距更明显；大多数大学博物馆还处于关起门来自娱自乐阶段，社会公众对大学博物馆普遍缺乏了解，舆论称其为“藏在深闺人未识”。
发展面临的问题
大学博物馆这种尴尬现状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大学博物馆的自身定位。大学博物馆，首先是为所在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其次才是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为社会公众服务。这就导致大学博物馆与社会公众需求相对脱节，既影响社会公众的认知，也由此滞后于公共博物馆的发展。不过，这一定位本就是大学博物馆的传统功能，也符合大学博物馆自身特点，并没有必要改变，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两种服务功能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是博物馆行业主管部门对大学博物馆的认知。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现行《博物馆条例》，在行业主管部门备案注册的博物馆均需是事业单位法人或民办非企业法人。而大学博物馆基本都是学校甚至院系的内设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由此导致很多大学博物馆未能在行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目前，全国共有300余家大学博物馆，而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公布的博物馆名录中只有80余家，即大多数未被承认为正规的博物馆，也因此享受不到行业主管部门给予正规博物馆的政策待遇和经费支持，从而失去了纳入博物馆免费开放、博物馆定级评估、陈列展览精品评选之列的发展机遇，并在过去20年中国博物馆事业大发展的潮流中处于相对落寞的境地。鉴于我国的大学博物馆基本都是国有性质，完全不必机械要求其必须为独立法人，只要其他条件符合要求理应允许其备案登记，纳入管理和支持对象。
还有一方面是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博物馆的认知。与欧美大学普遍重视博物馆建设、轻视博物馆专业（欧美名校大多没有博物馆专业，只有博物馆课程）相反，我国大学似乎更重视博物馆专业却轻视博物馆建设。现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40余所大学开设了博物馆学专业，但其中不少大学还没有博物馆。根本原因在于博物馆并未像图书馆、实验室一样被视为大学的“标准配置”，没有纳入大学的建设体系、管理体制和经费渠道。各个大学建不建博物馆、怎么建、建成后怎么管，主要取决于学校领导是否重视以及认知是否到位。应该说，在过去40年尤其是过去20年，我国大学教育的发展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公共文化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在大学硬件建设方面可以说整体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是大学的博物馆建设却并未明显从中享受到红利，成为相对被遗忘的角落。其实，大学的博物馆完全可以与图书馆、校史馆、实验室一样统筹规划建设，纳入相同管理体系之中，并通过资源共享或借助多媒体技术来适当弥补藏品短缺的弱项。
这些因素制约了我国大学博物馆的发展。最直观的体现是，在当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处于我国历史上最快、同期国际上也最快的大发展中，社会公众却没有明显感觉到大学博物馆的影响、作用和地位。
实现超越的路径
除了主管部门应该改变对大学博物馆的认知，根据其特点调整相关政策外，大学博物馆自身既不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也不能亦步亦趋当社会公共博物馆的跟风者，而是要真正认清大学博物馆的优势与劣势，并另辟蹊径、扬长避短，争取做博物馆行业的引领者。
大学博物馆不能与社会公共博物馆比藏品数量、比展品等级、比展览精美、比场馆豪华。大学博物馆的优势集中在其依托的大学教育资源上，应继续做大做强以教育和培训为中心的“主业”，为社会公共博物馆培养输送相关人才，进而推动在大学博物馆与社会公共博物馆之间建立人才“旋转门”机制，以更好地用自己的理念来影响和引导公共博物馆发展。
在藏品保护、学术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行政管理与后勤保障这五大博物馆业务领域中，大学博物馆相对于公共博物馆的最大优势，无疑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因此，大学博物馆应充分借助大学的专业研究力量，发挥学术研究优势，积极策划、参与、举办一些学术性、前沿性、实验性、小众型、跨界型、填补空白的展览，而完全不必局限于自身收藏。同时，可融合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遗产于同一展览中，为培养大众的整体文化遗产观念发挥积极作用；可在举办实验性展览时尝试为观众提供多元甚至对立的解读立场，启发观众对历史、文化展开多元化思考；还可作为第三方，定期、随时、及时组织一些展览调研、报告发布，召开研讨会、举办讲座等活动，以自己的优势更好地服务社会公众。
大学博物馆一定要超越大学的边界，走出“象牙塔”，把国内外博物馆行业纳入视野，指点行业江山、品评行业动态，为社会履职、对公众尽责；既要关注“锦上添花”更要呼吁“雪中送炭”，除了研究免费开放、文创开发等热点课题，还要善于发现诸如弱势观众群体、观众回头率、少儿不宜展览等冷门问题。
此外，大学博物馆可以在公共博物馆免费开放模式之外，借助大学博物馆独有而宝贵的校友资源及大学公信力，积极争取社会赞助、探索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总之，大学博物馆要主动向社会敞开大门，要努力融入行业发展大潮，也要适当保留自己的特色和品格；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博物馆实务，更要努力保持自身理论研究的超脱；要坚持“问题导向”，努力以引领者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列……
（作者为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