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人类最震撼的秉性，就在于为他人而工作，为后代而牺牲。众所周知，马克思把这种人类的秉性，称为“人的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人们对于个人利益的追逐，人的上述“类本质”却正在丧失，于是，从25岁起—也就是从写作著名的《巴黎手稿》那时起，马克思就决绝地要抓住这种正在消失的“人的类本质”，正是这种力量，决定了马克思人生中那致命的觉悟与转变。
与人类共命运——正是马克思的这一宏愿，深深打动、震撼了和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而用青年时代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就是“为天下受苦人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短促的5年之间，毛泽东由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替劳动者谋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8~1923年间，世界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在历史的激流中，冥冥之中的那只巨手，几乎是猝然间将毛泽东托举起来，使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巨变。
在这短短的5年间，毛泽东的父母和恩师杨昌济相继去世，从此他的身边再无长者。
在短短的5年里，他获得了令他终生骄傲且心碎的爱情，他成为一个伟大女性的丈夫，也成为一个伟大儿子的父亲。
在短短的5年之中，毛泽东由湖南长沙的一介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随即又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一个小学教员，成为中国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巨星。
正是在此期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德国爆发了工人阶级起义，终结了“一战”，而中国则爆发了五四运动，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这5年决定了毛泽东的一生，注定了毛泽东的人生不会在宁静的校园里度过，从此后，他便永远不可能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当一个“教书先生”了。
而这巨变如风暴走过夏季宁静的原野，来得如此迅疾而猛烈，事先几乎毫无征兆。
1918年6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先后毕业，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便是升学或者就业。新民学会的成员都是抱负远大的青年，他们的共同意见自然是继续学习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国去深造。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遇摆在了他们面前—留法勤工俭学。
留法勤工俭学这件事，与李石曾这个人物最有关系。李石曾的父亲是前清军机大臣李鸿藻。李家非常有钱，李石曾1902 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留学，他在巴黎巴斯德学院的毕业论文是《大豆的营养研究》，李石曾毕业后在法国经商，办了一系列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豆腐公司。他从家乡河北蠡县招募了一批老乡，在巴黎生产几十种豆制品，而恰逢当时法国流行素食主义，结果豆腐公司赚了大钱。蠡县，因此也被称为北方的侨乡。
李石曾因把中国的豆腐引进到法国而发了大财，但他的抱负却是要做一个有思想、搞文化的“儒商”。他和蔡元培共同参与“一战”期间负责招募和遣散中国赴法劳工的劳务中介机构——惠民公司的经营，并在吴稚晖等人的协助下，在巴黎办了一本《旅欧杂志》，宣传“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劳动互助，当时，这就叫作无政府主义学说。而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李石曾经营的那些机构，便是“非政府组织”（NGO）。
“一战”结束后，法国效法美国，想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并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大学，专门吸收中国学生去留学。作为著名的华商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加之在中法两国的政界都广有人脉，这件好事就落在了李石曾的头上。于是，他专门办了一个银行，把法国的庚款存入其中，并创办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来经营这件事。
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即于当年聘任李石曾为生物系教授。
1918年6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居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号。而两个月后，即这一年的8月15日，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杨门弟子”一行二十余人，便浩浩荡荡追随导师而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们是有备而至。
按照当时民国教育部的规定，师范生毕业后需立即工作，不能继续升学。而此时的杨昌济则告诉弟子们说，他们虽然丧失了进入北京大学或中国其他大学深造的机会，但却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
经杨昌济的托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等4人，与李石曾在其位于香山的别墅见面。在看了毛泽东起草的赴法勤工俭学计划书后，李石曾当即答应：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分设于北京大学、河北的保定和蠡县。
尽管执笔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书，但毛泽东本人却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
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说，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与批判；其二，是做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毛泽东不愿出洋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放心不下母亲的病。
此前，毛泽东曾经给萧子升写信说：“然母病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而旅途中的他不禁这样感慨：“刁斗再发，余音激壮，若斗若击，中夜听之，不觉泣下。”在赴京前，毛泽东写信给两个舅舅，感谢他们照料病重的母亲，并打算在秋收之后，接母亲去省城长沙治病。毛泽东是借钱来北京的，他必须生活。一个说法是杨昌济直接找校长蔡元培批了一个条子给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但今天的北大档案馆并未留下这样的资料），而另一个说法则是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湖南同乡章士钊出手相助—但无论如何，当时接受了毛泽东这个贫寒书生的人，便是长他4岁的李大钊。
1918年10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块银元。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念及此处，依然十分感动，他说，这8块银元是李大钊的特殊照顾，8块银元的“工资很不低”。
1915年，毛泽东曾经在长沙的报纸上，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征友，结果是来了“三个半”人，一个是罗章龙，另外两个人的名字，他后来忘记了，而那“半个”是李立三，因为他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没有表态就走了。
李立三后来说，当时他是被毛泽东的博学所震撼，感到自己读书太少，在谈话时竟一句也接不上来，因此，只好自惭形秽地离开了。
1922年7~9月间，李立三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而另一个在罢工中协助毛泽东的人是刘少奇，他来自湖南宁乡。刘少奇少年奇才，因喜读书，且在家中又排行第九，所以绰号“刘九书柜”。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23年，与他一起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的北大学生邓中夏说：“隆郅，你的名字太复杂了，一般工人不能认得，不如改了为好。”看到工会门口站着三个人，邓中夏便说，“你就改叫‘三立’吧”。李隆郅说：“‘三立’太俗了，我改叫李立三吧。”
当时，他们谁也没能想到，“立三”这个名字，日后会与“中共六大”后形成的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而载入史册。
李立三也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与萧子升不同，他因“思想过激”而遭到李石曾和吴稚晖的排斥。1921年10月，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3名留法学生，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蔡和森即被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而李立三则被派回了他的故乡湖南。
在见到毛泽东三天之后，李立三便跟随毛泽东去了安源，开始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与蔡和森，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校友，也是周恩来留法期间的学友。正像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就不能不从他们与易礼容、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说起一样，讲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能不追溯到他们与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谊。
今天想来，日后那些改造了中国的“同学少年”，似乎生来即是有缘的。
为人类而牺牲自己——这是马克思17岁时所写作文中立下的志愿，而这也是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
1901年，由基督教青年会的12名会员组成的耶鲁大学“德怀特·霍尔”小组，提出了雅礼协会的最初计划，正是这个计划，导致了长沙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以及护士学校的诞生。耶鲁大学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那里曾经是新教徒的避难所。1854年，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此光荣毕业。“雅礼精神”是清教伦理的体现，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概括来说，这就是“全心全意地创造财富，但自己却绝不享受这些财富”。
1972年年底，海伦·斯诺重访中国时，访问了毛泽东长子的诞生地长沙湘雅医院。当时，她感慨地谈到了清教精神与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精神品格的联系，她说：“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唯利是图根深蒂固的，非物质的动机对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共产党人，首先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精神价值—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做出任何自我牺牲。”
她还说，共产党人的精神，与现代“大学精神”有着某种联系——“实际上，毛泽东主义的原理，同上面列出的剑桥、牛津、耶鲁的原则有相同之处，只是某些方面更适合中国的实际罢了。从受英国教育的杨昌济老师那里，从他第一位妻子那里，毛泽东学到了这些原理”。
这一解释，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的。
而像李振翩这样的“雅礼精神”的服膺者，何以会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而大多数新民学会的会员，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人。
海伦·斯诺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思考并讲述了什么是“大学精神”、什么是早期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
193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始人蔡和森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
1976年11月，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个主要创始人萧子升病逝于乌拉圭。
自从与毛泽东分道扬镳之后，萧子升一生都在逃避和“逃跑”，他最终逃到了南美洲。而这个“逃避者”晚年著书，深情地描述了与毛泽东徒步走遍湖南5县的经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毛泽东与萧子升生于同年，也均享年83岁。
毛泽东奋斗了一生，而萧子升则空说了一世。毛泽东当年的这位“兄弟”，并未成为他的“同志”。
当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李振翩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含泪写下这样的诗句：“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
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如果没有立志“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学习”的“刘九书柜”（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40年的时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仅凭“中共一大”那13个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一定会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毫无疑问，革命是惨烈的，政治是严酷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逃避惨烈与严酷。在信仰、真理、路线问题上，他们毕生都没有过丝毫的妥协与退让，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哥们儿兄弟，他们不是利益集团——而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的同志。
同志——这是王阳明发明的词，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用这个词来称呼彼此。
同志之间，只有信仰、思想、路线分歧，没有利益之争。（来源：《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作者：韩毓海）
